发布日期：2020-05-11
以下是“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微信群就今年克拉克奖引发的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方法和方向的讨论
文 |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参与讨论者：
（按发言先后顺序排列）
王勇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
沈煌南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发展中心增长实验室研究员
叶初升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经济评论》主编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
沈凌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代栓平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麦卡托管理学院、东亚研究所教授
龚刚 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经济学院院长、金融研究院院长
林君秀 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助理、经济与管理图书事业部主任
吴绪亮 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
吴利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杰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长聘教授
张中祥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教授、院长
史晨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研究员
尹应凯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黎晨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礼任助理教授
陈叔军 深圳广深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首席合伙人
彭波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特聘教授 、执行院长
冯晓明 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 执行主编
刘陈杰 Upright Capital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
何国俊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环境学部、经济学系助理教授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执行院长
朱富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
赵燕菁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双聘教授
张轶凡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党委书记兼院长
陶勇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对话内容：
王勇：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不一定对，说出来和大家交流。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有从宏观经济学方法进行的（Macro Development, Growth，定量分析通常先构建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然后以此为基础做caliberation和counterfactual）, 也有从微观实证方法去进行的（一般不太需要建数学模型，主要是做回归分析，强调对causality的处理）。目前在MIT, Harvard，Yale, Berkeley等名校经济系，有不少学者都把development economics明确列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并且基本上以微观实证研究为主，涉及的都是全球各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非常具体的制度和历史的问题。而做宏观发展的学者主要还是在经济增长领域的传统重镇毕业或者工作，比如Chicago, Minnesota, Princeton, LSE, UCLA, Wanshionton U at St. Louis, Toronto等这些地方。目前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教师中做发展的比较偏structural, 以宏观发展居多，新结构的国际学术顾问委员会成员也是有这种偏向，目前也在有意识地希望再多招聘一些做微观实证方面的教师。北大国发院的老师们做经济发展的，主要以微观实证为主。
沈煌南：@王勇 非常同意王老师对现在北美top school 经济系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分析。但发展经济学被强行割裂为宏微观的研究范式，那是1980年代以后北美top 20经济系的范式转换。发展经济学在欧洲大陆许多高校经济系和英国许多发展系以及北美顶尖公共政策学院如哈佛肯尼迪学院等有对发展经济学非常不同的理解。北美顶尖公共政策学院如ricardo Hausmann, 和Dani rodrik 他们虽然名义上被称为做宏观发展的，但他们实际上做得是发展中国家偏向于公共政策的结构变迁问题，或许可以称之为公共政策经济学。这个东西的特点是在研究对象上和宏观发展很像，但研究工具上，确不仅仅局限于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分析，还包括工程物理学里的控制论工具、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高纬计量模型，案例研究、田野研究和具体的实地调研。更重要的是这个研究范式还要一个相当大的特点，那就是对非定量的对各国制度历史演化的分析与材料上的掌握。如Dani rodrick在研究华盛顿共识这个问题上的几篇论文，都有相当精彩关于某些国家特定区域的历史制度分析。只有把这两种工具（最前沿的量化工具和区域发展研究的路子）结合，才是现在北美公共政策院系在发展问题方面的主流研究范式。发展经济学还有4个传统。一个是起源于欧洲英国剑桥学派、罗宾逊夫人、斯拉法等人开创的结构发展经济学（structu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或用新古典术语称之为旧结构主义经济学）这个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北美的做宏观发展这批人的差距在于，一个是分析工具上排斥甚至抵制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研究范式，主张经济系统的非均衡特性，因此这些人的分析工具里，会用到大量动态线性系统、混沌理论等描述结构变迁中的非均衡的现象。这一学派还有一个特点是相当重视对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及各国制度历史材料的分析与掌握，包括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等。所以现在有些人把这个学派的部分研究范式称之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post-Keynesian economics) 这个学术传统，在北美只有umass Amherst, new school 等一些非主流经济学系的教授在坚守。欧洲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pancetti 和soas 及ucl 联席教授 Antonio 。北美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Samuel Bowles教授。我在soas 的恩师之一卢荻教授曾和我说，中国人民大学曾经的经济系系主任吴大焜教授曾是这个学派在中国的提倡者和继承人，但后来这个学脉断掉了，现在国内只有清华经济所，我十分尊敬的李帮喜教授和人大的夏明教授还在沿着这个路子做相关的研究。发展经济学另外三个传统是还包括演化创新发展经济学（熊彼特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是意大利著名演化创新发展经济学家Dosi 、英国ucl 创新与公共治理研究所的Mariania mazzucato 教授和韩国熊彼特经济学第一人，现任国际熊彼特学会主席的韩国首尔大学的李根教授，国内这个学脉的继承者是人大的贾根良教授）发展政治经济学或称之为比较政治经济学（以soas 我的博士导师mushtaq khan 教授为代表，是试图把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糅合在一个框架里的一套理论模式，这个学术传统在北美经济系是没有人做的，但在商学院里一些特定的研究组里如专门研究新兴市场经济或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科学系、国际关系系、公共政策和一些区域研究的院系里有人研究。如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世界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麻省理工黄亚生教授的研究就和这个研究范式很像。国内的话，如我的co-author 耿曙教授和好友朱天飙教授是这个学术传统的继承者。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激进发展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这个东西我就不展开了，在欧洲，国外学者里代表人物是soas 经济系、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家Ben fine 教授以及北美新学院（new school )经济系的安瓦尔-谢克教授。当然还有一个学派就是我们林毅夫教授创立的新结构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学科演化与发展范式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王勇 一点十分粗鄙的看法，望王老师见谅！
王勇：@沈煌南 非常感谢分享！
叶初升：@王勇 @沈煌南（哈佛大学）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
林毅夫：@沈煌南 总结非常到位。@王勇 对国外各种盛行的研究方法我们应该了解，但是，不用亦步亦趋的跟随。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来做研究决定于所要研究的现象和问题，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现象和问题也许现有的方法中有合适的，我们就拿来用，如果没有合适的就自己去创新方法。如果是拿着一个流行的方法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那么，很可能会削足适履，限制了自己的研究视角和可能的原创贡献，做出来的很可能只在帮别人做脚注。总的的来说做研究应该现象导向、问题导向，而不是方法导向。在国外是这样，才会有各种新的方法的出现，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我们也应该秉持这个原则，先了解清楚要把结构差异和各种扭曲的内生性和影响了解清楚，再来想应该用什么方法，包括数理和计量方法，才能把我们要解释的现象和问题处理好。如果，现有的方法尚不足于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就创新研究的方法，以此和各位共勉。
沈煌南：@林毅夫 林老师说得好！非常同意！
沈凌：@林毅夫 至理名言！
沈煌南：@王勇 另外还漏了一个人，就是剑桥大学发展系的张夏准教授。我和他认识，不过他的研究是纯而又纯的发展学研究范式（development studies) ，这个和发展经济学还不大一样，发展研究是一个跨领域很厉害的综合性学科。包括了发展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发展研究这个东西，北美是没有的，只有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有这个研究传统。
代栓平：@林毅夫 林老师说到问题导向，方法创新的这个议题非常重要。但是这个经常受研究者的教育背景所限。如果一个学者在美国主流经济学院毕业，通常会很难再换一种思路。虽然略显悲观，但就是现实。开放经济学教育可能是我们中国经济研究创新的第一步。
沈煌南：@王勇 而且在研究工具上，发展研究基本不用量化的理论模型，计量方法方面也不用什么高级的方法，但发展研究的学者intuition很强，对制度历史分析绝对是超一流的。
@代栓平 德国杜伊斯堡大学 这个很难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涉及到中国主流经济学教育的去美国化问题。要做到这点难度相当大。
一整套课程设置、博士生训练模式、教师职称升等标准都要变，这个要得罪很多人的。只能慢慢做一些局部改变。但美国经济学博士生的训练模式也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就是在基本功上还是要比欧洲大多数经济系要扎实太多了，这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我觉得基本功的训练如对前沿分析工具的掌握如计量与建模技巧等还是很重要的，当然这是一个度的问题，但不应该是一个有和无的问题。
代栓平：@沈煌南（哈佛大学） 训练的重点不一样，学生的底层思维也不一样。要是论解模型这些技能，欧洲大陆大部分大学几乎没有训练。个人体会，欧洲注重的是观察理解创新，有没有能力讲明白一个事情，与学术同行沟通。
沈凌：林老师说的是大师干的活。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是跟随者。我们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运用大师运用过的工具去研究一个问题。至于新问题导向的新工具，不是小研究者能够去开拓的。
沈煌南：@代栓平 德国杜伊斯堡大学 是的，我同意。
龚刚：@沈煌南（哈佛大学） 。后凯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即拒绝或无法使用最优化。这使得他们无法和主流对话。例如New School 的教授中基本都不用优化去进行研究，除了我的导师Willi Semmler。当然，我还是论为：他们的观点通常更接近实际。作点补充。
林毅夫：@沈凌 确实绝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是跟随者，但是，在哪个层次的跟随是关键。Dell这次获奖使用的断点回归和随机推断，将来会有许多人跟着用，不过这两个方法都不是她新创的，而是，她巧妙运用的，尤其，随机推断是她发现自己熟悉的断点回归不适用，才去找来的。既然，这些方法都已经是存在的，所以，她也是追随者，还不是像牛顿那样为了他发现的运动定理而发明了微积分的原创者。其实，包括卢卡斯也是，为了能够把理性预期的现象用数学表述出来，他引进了动态控制，但是，动态控制是已经存在的数学方法，而不是他发明的。所不同的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学生，尤其是国内的经济学家和学生，总是从自己熟悉的模型和方法去找可以运用的研究课题，或是，看到一个问题或现象就直接套用已经有的模型或方法，并且，如果自己用的模型和方法和盛行的模型和方法不一样就担心不会被主流接受而不敢用，这样就永远只能当理论和方法的跟随者而不能当开创者。如果能够把现在盛行于国内经济学界的“以用的方法或观点能不能被主流接受，写的文章能够不能够发表”作为导向，改成“能不能把问题和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表述清楚”作为导向，我相信任何逻辑清楚的问题和现象一定可以找到能把这个逻辑表述清楚的数理和计量方法，这个方法可能是经济学界已经常用的，也可能在数学家那里已经有的，但是，经济学家不熟悉的，我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代的经济学家不必像17世纪的牛顿那样连合适的数学方法都必须自己发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学生如果能够在研究的出发点上从以发表为导向改为以把问题和现象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为导向，帮助自己“认识世界”也帮助别人“认识世界”，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就会有许许多多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机会。
沈凌：@林毅夫 林老师说的太好了。方法的拓展，应该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所以，能够想到现有的工具不够用，需要从别处借用一个新工具来的人，已经是您说的比较高层次的研究者了。至少他对自己研究的问题非常理解，知道其实质困难在哪里，同时他的视野比较广，对于工具的掌握相当高水平，才能知道某个工具可以来解决自己研究的问题。
林君秀：@林毅夫【祝贺】【祝贺】【祝贺】
吴绪亮：@林毅夫 【点赞】【点赞】
叶初升：林老师高屋建瓴！
“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学生如果能够在研究的出发点上从以发表为导向改为以把问题和现象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为导向，帮助自己‘认识世界’也帮助别人‘认识世界’，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就会有许许多多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机会。”
吴利学：@林毅夫 林老师说得好！
沈凌：@林毅夫 如果能够把现在盛行于国内经济学界的“以用的方法或观点能不能被主流接受，写的文章能够不能够发表”作为导向，改成“能不能把问题和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表述清楚”作为导向，是需要大师级的人物来引领的。我觉得现在国内的经济学研究有两个不好的极端：1）不少所谓的高级专家，他们掌握着大量的研究资源，但是他们并不能做到您说的这样深刻地理解工具和研究目的的关系。要不就是受限于自己年轻时候的教育背景，根本看不懂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不就是在国外进修旁听过一点点，只能照猫画虎，只看工具是不是时髦。所以，他们难以实现您说的那种转变。2）大量的年轻学者，在夹缝中成长，为了获得研究资源，不得不把“学好工具的运用，为未来的研究做准备”当成了“只要会用时髦的工具能够拿到资源就好”所以这个林老师提出来的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制度经济学话题。值得研究。
陈杰：@林毅夫 林老师说的深刻！最重要的还是给问题及现象以富有逻辑性的说明，增进社会对该问题现象的理解与认识，只要达到这个效果，方法都是可以选择的。
张中祥：@林毅夫 确实绝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是跟随者，但是，在哪个层次的跟随是关键。+1
史晨：看到林老师的发言，赶紧点一个收藏。
林毅夫：@沈凌 确实“能够想到现有的工具不够用，需要从别处借用一个新工具来的人，已经是比较高层次的研究者了”。但是瓶颈不在于是否已经“对于工具的掌握相当高水平，才能知道某个工具可以来解决自己研究的问题，”而在于是否“对自己研究的问题非常理解，知道其实质困难在哪里”。卢卡斯本科学的是历史，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帮助估计哈伯格三角的大小，用的数学方法非常简单，他是到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对理性预期感兴趣以后，再去数学系听数学课的，并找到合适的动态控制的方法。如果不改变以能不能发表的导向为能不能把问题解释清楚的导向，即使学了很多数学或计量方法，也很难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如果能在导向上做了这个转变，自己数学很好，那么可以比较好的比较快的拿来就用，自己数学不好，也可以自己去学（卢卡斯和杨小凯就是这样），或是去向数学更好的人学习或合作（Arrow就是找数学家Debreu才把一般均衡解出来的）。我相信在中国数学好的经济学家和研究数学的数学家都比美国多，但是，中国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在内一直没有从“西天取经”的心态中解放出来，以为只要和西天的经不同就是离经叛道就是微不足道，这大大地限制了中国经济学家挖掘中国的发展转型经验这座理论和方法创新的金矿的可能。如果，这个出发点能够改变我相信就有可能迎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时代的到来。
尹应凯：@林毅夫 林老师高屋建瓴，说得太好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学生如果能够在研究的出发点上从以发表为导向改为以把问题和现象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为导向，帮助自己‘认识世界’也帮助别人‘认识世界’，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就会有许许多多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机会。”赶紧收藏转发。
黎晨：林老师说得太好了@林毅夫
陈叔军：经济研究应为经济发展服务，而不是为论文发表服务。论文发表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林老师说得太好了@林毅夫
彭波：经济研究应为经济发展服务，而不是为论文发表服务。论文发表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林老师说得太好了@林毅夫 +1
王文：经济研究应为经济发展服务，而不是为论文发表服务。论文发表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林老师说得太好了@林毅夫 +1
冯晓明：@林毅夫 【点赞】【点赞】【点赞】
王文：完全同意林老师的看法。但现在青年教师为生计谋、为五斗米折腰，没有论文发表，青年教师就是loser。林老师与诸师可否继续呼吁，改革相关评价制度，让青年人更好地为经济、为国家服务？
刘陈杰：@林毅夫 ，经济学家如果能走出办公室，参与金融市场，参与实体经济，参与社会活动实践，会做出非常好的理论创新，向林老师学习。
何国俊：我觉得林老师说的是研究要问题导向，工具要熟练运用，在此基础上还要能有创新。能做到这样的，发表都会很好。而不是说不要发表了，去为什么什么服务。发表就是学者间最好的交流工具，是在创造知识，互相促进对事物的认识。虽然不以发表为目的，但没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不可能得到普遍认同的。
林毅夫：@沈凌 我也不太赞成从制度经济学来找原因，Dell论文可以很快发表，很快得到肯定，是因为她研究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派包括她的导师Acemoglu正感兴趣的热门问题，她是在用巧妙的方法来印证她的导师的观点，在方法上有贡献，在思想上并没有贡献。如果，在思想上要有贡献，即使在美国也是很难的，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听老师谈起卢卡斯推动理性预期的革命的早年，经济学界阻力重重，他到普林斯顿等东部大学做报告，因为来参加讲座的经济学家普遍反对，他总是紧张兮兮的。就像普朗克所言：“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能通过说服她的反对者而使其理论获胜，她的获胜主要由于其反对者终于死去而熟悉她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推动理论创新，尤其是有根本性创新的的学者，在中国和在西方都是要在斗争中靠赢得新一代学者而获胜的。在中国可能比在西方更难是因为：1、中国过去百年的屈辱历史，让我们不能摆脱“西天取经”的心态（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样）；2、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来自于经验现象的总结或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中，这样的理论都内嵌于产生这个现象或问题的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价值体系中，现在来自于西方的主流理论是这样，将来来自于中国的理论也是这样，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不了解中国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价值体系，因此，难于接受来自于中国的理论创新。世界经济中心必然会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理论创新中心，随着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创新中心也会向中国转移，只不过到底是要多少年？中国经济学家是否能更早地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已。按麦迪逊的历史统计资料，美国在1872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但是，美国直到70多年后的二战之后才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和创新中心。我希望的是我们不要等那么久，能够在我们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中就完成这种研究导向的转变，这个转变对于中国能否克服未来发展上的各种挑战也至关重要。
林毅夫：@何国俊 我同意发表的重要性，不发表养在深闺人未识，如何会有影响。但是，要在目前国际顶级的杂志上发表，如果所用的理论和方法不是评审人熟悉和认同的，一般很难通过，这也是事实。我提出的以问题为导向，根据问题采用合适的和严谨的方法来研究，这样的研究能在顶级杂志发表最好，不能在顶级杂志发表也没有关系，而且，我相信只要把问题的逻辑论述清楚，并且，有严谨的论证和经验检验，应该都能发表，不过就是顶级杂志或一般杂志。即使在一般杂志上发表，只要理论、观点和方法是原创的，发表了以后在思想史上就会有贡献，其实，在西方原创性的研究也不总是在顶级的杂志上发表的。这是我说的以问题为导向而不以发表为导向的含义。
何国俊：@林毅夫 谢谢林老师澄清，完全认可。
聂辉华：悖论在于，在一般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如何能够推动经济学范式的革命或者理论的突破呢？恐怕必须是权威才有这个推动力。但权威又似乎容易囿于成见，拒绝新理论。
大家能找到这样的案例吗：在一般杂志上发表的原创性文章，推动了经济学的革新，从而最终形成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派，并得到广泛认可。
当然，像奥派那样，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自己喜欢的文章，但不受主流重视，不算。
吴利学：@聂辉华 Lucas吧
何国俊：科斯也算吧
代栓平：这需要系统性的改革。现在年轻学者不在一区期刊发文章，很快就被淘汰了。连人事秘书的关都过不了。
聂辉华：public choice一直发一些非主流文章，但影响似乎不大。
代栓平：@聂辉华 李根，Mazzucato
聂辉华：科斯、张五常当年在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上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的确推动了经济学的革命。但当年的JLE，恐怕不是一般杂志，而是不错的杂志。而且，科斯当年的影响力已经不小了。我觉得这个案例可以算半个成功典范。
代栓平：他们影响很大，最好的发表也就是research policy。
沈煌南：@林毅夫 这点我十分同意。当年刘易斯那篇拿诺奖的论文是发在Manchester school 上（SSCI 3 区期刊）第一位女性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ostrom 都不在经济系工作，她拿诺奖的工作是靠她那篇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的文章。
聂辉华：如果有一批杰出学者（同时又不是老年学者）能够在某个还不错的杂志上不断地发表文章，才能打破僵局吧。但这样的条件似乎太苛刻了。APSR是政治学两大顶尖杂志之一。
吴利学：格兰杰也可以算一个
聂辉华：她和威廉姆森的工作早已超出了自己的学科边界。
代栓平：霍奇逊也算是有影响力的学者吧，他自己也坦言自己在美国连个助理教授都得不到。@聂辉华
聂辉华：@吴利学：你说的两个人，他们的革命性论文发表在什么地方？
沈煌南：@林毅夫 我觉得发表层面上可能两条腿走路会比较好，顶级和一般期刊都兼顾比较好。
聂辉华：@代栓平：你举的例子符合非主流经济学突破的成功案例，但不是成功融入主流的成功案例。
傅蔚冈：当年那个杂志就是很一般，而且是法学院办的杂志。
代栓平：@聂辉华 对的，如果教学，评价体系不改革，创新是很难的。我们这么大国家，这么丰富的实践，应该百家争鸣。不能只有美国式主流一条路。
聂辉华：@傅蔚冈 嗯，也可以这么说。但当年芝加哥制度学派高手如云，还是需要一批杰出的人。有一批杰出的人，在哪里发文章都是可以产生革命的。但这似乎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杰出的人在“杰出”之前，是否要在牛刊发文？似乎是死结了。
沈煌南：@聂辉华 可能最好的出路还是从其他交叉领域去影响主流比较好。比如当年的ostrom 通过政治科学去影响，诺奖得主Simon 通过管理科学去影响。或者实验经济学诺奖获得者Smith 通过心理学去影响。但国内现在的情况并不具备培养这样学者的条件。这个就说来话长了，要追溯到我们国家52年的院系调整，全盘学习苏联高等教育体系后，把跨学科教育模式给废了，以培养专才为主要培养核心理念。这套苏俄的高等教育模式，至今对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有很大影响。
代栓平：@Jianjun mazzucato在出了书以后一下就被注意到了。但是我国的评价体系是会淘汰掉这种可能性的。
吴利学：@聂辉华 卢卡斯是jet，格兰杰有两三篇，都不是top5。
林毅夫：@聂辉华 融入主流不能作为有原创性的经济学家的研究的出发点，真正原创性的尤其是根本原创性的理论总是取代现有的主流理论的。例如，卢卡斯的理性预期不是融入从3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还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的主流，而是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由于我前面提到的理论的内嵌性的原因，要从中国的经验提出创新性理论，必然会在许多方面和现有的主流理论在许多方面处于竞争性的关系，所以，只能到最后以取代现在的主流或把现在的主流变成是一个特殊例子而成为新的主流。@沈煌南（哈佛大学） 我也不主张所谓的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迎合现在的主流以在好的杂志发表文章，一方面去研究经验现象提出有创新性贡献的理论在一般杂志上发表。表面上这是两全其美，结果更可能的是顾此失彼，或是，两方面都不讨好。因为，不仅是一个人的时间有限，发了许多时间去研究没有原创性贡献，在文献上不会有价值的论文，剩下的能用在有原创性的研究的时间就少了，更重要的是原创性的理论和现有的理论会有许多冲突，一个的心智很难超脱或平衡这种冲突，结果很可能妨碍一个人的原创思维。
尹应凯：@林毅夫 赞同林老师的智慧见解，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发表论文，而是为了更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努力做到知行合一、知成一体。所以，研究应该更应追随对现实世界的真相探索和我们内心的真实判断。
林毅夫：@沈煌南（哈佛大学） 我也不赞同“最好的出路还是从其他交叉领域去影响主流比较好”，到底用什么方法来研究最好，应该以研究的问题的需要来决定，而不是以能否被主流接受来决定。Ostrom和Simon或现在的行为经济学和随机控制实验者确实用了交叉学科的方法，但是，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更多还是沿着经典的方法，而那些用交叉学科的方法取得成就的学者的出发点也不在于融入主流，而是，他们所要研究的问题的性质决定他们只能用交叉学科的方法。所以，正本清源，如果中国经济学家要做出原创性的贡献，一定要从真实世界的现象和问题出发来做研究，来想应该用什么方法，如果用现有的理论、现有的方法，包括交叉学科的方法来做研究的出发点都是舍本逐末。中国经济学家要抓住中国经济发展这座理论创新的金矿，必须在出发点上把握好。而且，我也不赞同现在国内许多大学把发展交叉学科作为争创一流大学的战略方向，因为如果不是以要研究的现象和问题作为导向来决定到底应该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并以此来决定是用单学科的方法比较好或是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比较好，如果是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比较好，需要包含哪些学科，那么，学科交叉的组合方式不说无穷多也有几十上百吧？在这些组合中该怎么选择？该如何发展？所以，不了解交叉学科在国外为何出现、为何需要，看到国外有些新的突破是靠交叉学科，就去邯郸学步，国外怎么交叉，我们国内的大学就依样画葫芦去交叉，或是，抛开问题和现象，去把学科交叉作为目的，结果会像无头苍蝇到处乱非，浪费许多精力和资源。所以，正本清源，研究要以问题和现象为导向才可能取得理论的突破，方法也要以问题和现象研究的需要为导向才能既不画地为牢也不拔苗助长。
朱富强：史无定法，社会科学大体都是如此。如果囿于既定框架“做”学术而不是“求”学问，不做为己之学而为求他人认可，岂有真学术。
赵燕菁：没有原创的问题，就没有原创的理论。答别人的卷子，永远超不过别人。中国近年的发展实践，有取之不尽的原创问题是西方从来没有遇到的，这才是中国经济学最大的富矿。
张轶凡：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往往是从解谜(puzzle solving)开始的。行为经济学的成功发展历程可以提供借鉴。行为经济学在发展初期并不为主流经济学接受，他们的突破口是找到puzzle，找到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puzzle，而这种puzzle必须是无懈可击的经验证据。即使这样，在很长时间内主流经济学家仍然不承认这些puzzle是真的puzzle。例如Richard Thaler和Eugene Fama即使面对面的时候，Fama还是认为行为经济学的puzzle可以用传统理论解释。但是这没关系，当这类puzzle积累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开始怀疑主流经济学理论，开始逐步接受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我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是可以找到有足够说服力的puzzle的，这种puzzle往往来自严格的微观证据。宏观的puzzle很难说服别人(我可能有偏见）。所以我完全赞同王勇上午说的宏观发展和微观发展可以有效结合的观点。
聂辉华：@张轶凡 我同意。看塞勒《“错误的”的行为》，就能体会到这点。
史晨：@聂辉华【点赞】【点赞】【点赞】
张中祥：中国发生的原创的问题可以讲是经济研究的富矿，但这只是提供了可能产生原创的理论的基础。虽然中国学者或有中国背景的学者有这方面的优势，但基于这些原创问题上升产生的原创理论，是否产生于中国或者是产生于有中国背景的学者，那倒也不一定。
刘守英：中国原创问题长什么样呢？怎么甄别呢？
陶勇：@聂辉华 新古典综合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是一个例子。
1935年，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来到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将数学分析的手段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不过他当时的研究并未得到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支持。要知道在20世纪40年代经济学主要还是文字的经济学，仅有少数勇于创新者——如霍特林、弗里希与亚伦使用数学符号。按照萨缪尔森后来的回忆："遭遇到著名期刊对运用微积分的论文严格设限的情况，而矩阵更是稀有动物…"。
正因为萨缪尔森将数学分析频繁的应用到经济学中，他被理所当然的认为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尽管萨缪尔森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哈佛大学经济系并未考虑给他一个正式教职，为此萨缪尔森的导师之一的熊彼特几乎就要愤而辞职。庆幸的是，麻省理工学院接纳了萨缪尔森，并给了他一个正式教职。当然，这也成就了麻省理工后来的辉煌。
20世纪初一群年轻经济学家创立了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期刊（当时只是一般杂志），初衷是为了抗争几个老牌杂志的垄断。所以这个杂志有一个传统: 特别欢迎还未成名的年轻经济学者投稿。
王勇：@张轶凡 确实，现在主流杂志上发表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微观数据与宏观问题相结合，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林毅夫：@张轶凡 在西方主流学界也不是没有宏观的puzzles, 理性预期理论解释的是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的滞胀现象，内生增长理论是解释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长期高于人口增长的谜题。还是，正本清源，一切从问题和现象出发，在发达国家宏观的谜题可能少些，是因为发达国家处于世界技术的前沿，经济增长率相对较慢，大的结构转型较少，可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较少，所以，在没有大的puzzle又涌现了许多可用的微观数据时就会更多地从过去较少涉及的微观层面去找有趣的问题。我们在快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在宏观上有许多未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的谜题 ，当然也会有许多微观层面的谜题。我们应该自己去观察这些现象和问题，有了新的视角，就用该有的严谨的方法把自己的认识写成论文，也许是宏观的、也许是微观的、也许又是宏观又是微观的，管他现在西方主流是热衷于宏观的视角还是微观的视角。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刘守英 原创的问题大多不是事先甄别出来的，都是做出来以后，和过去的理论观点竞争出来的。
聂辉华：谢谢 @陶勇 ，很有意思的案例。
我提供一个成功的案例：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理论。之前仅仅是科老基于匈牙利以及计划经济国家的一种现象描述，并无模型；后来他到了哈佛，带出了一批弟子，不断地数量化并发表于顶级期刊。因此，平台显然很重要。当然，那个年代比较看重思想，数学并不特别普及，今天已经不同了。科尔奈要是在今天提出SBC，未必能成功进入主流吧。
我觉得，究竟从归纳特征事实（现象）入手，还是从找到难题（puzzle）入手，似乎并不矛盾，应该都可以尝试。中国经济学这些年最典型的从现象入手的文章，应该是李宏彬和周黎安教授2015年JPubE文章，只是这方面的理论文章进展远不如经验文章。
林毅夫：@张中祥 同意你的观点，中国经济是理论创新的金矿 ，但是根据中国的现象和问题做出理论创新的不见得是中国经济学家。尤其，中国的经济学家如果不改变 “西天取经”的心态和以发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以能把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弄清楚为出发点，则你的判断很可能会变成事实。不过，中国的经济学家要是能把研究的导向改过来，中国经济学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应该更有机会根据中国丰富的经验现象做出有创新性的贡献。
张轶凡：@林毅夫 谢谢林老师，完全同意您的观点。@聂辉华 @王勇【握手】【握手】
彭波：过分强调数学，新思想就不容易出来了。
赵燕菁：@刘守英 比如说土地财政。
@张中祥 没错，西方学者对中国富矿的兴趣比我们还大。我们有原矿但缺少的精炼能力。
张中祥：@赵燕菁 @林毅夫 @刘守英 感谢三位老师的问答！
彭波：理论上不矛盾，实际上是有矛盾的。
陶勇：@聂辉华 不客气！
王勇：非常感谢林毅夫老师与其他各位老师抽出宝贵时间进行的精彩讨论。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大学里经济学者个人如何做研究发论文的事儿，而且也是我们中国经济学者如何进行健康的学科建设的事儿。我在读博士的时候，也曾写过两篇文章，总结自己当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现在博士毕业10年，今天回头再读，颇有一番感慨。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失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锐气，但是对于什么是好的研究，我的认识在进步还是在退步，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现在把这两篇文章发到群里，供群友们一笑。
报道来源：https://www.sohu.com/a/394347631_736529
报道网站：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