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8-12-21
摘要：这场《产业政策》的再讨论一直持续了4个半小时，在活动的最后，林毅夫教授再次感谢在场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他总结到：“今天的讨论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很有帮助，回去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整理，在我们下一步的发展过程当中，把大家非常有用的观点吸收进去，进一步完善新结构经济学。”
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 记者张洽棠
2018年12月17日“‘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再讨论暨图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顺利召开，此次活动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北大博雅讲坛共同主办，且正值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之际，《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一书的主创人员及各界关注产业政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进一步就产业政策的关键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和思想碰撞，以期进一步厘清分歧、增进沟通，在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图书发布环节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经管图书事业部编辑刘京主持，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先生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分别致欢迎辞。王明舟社长首先代表北京大学出版社向林毅夫教授及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团队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回顾了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林毅夫教授自上个世纪90年以来至今20余年的合作历程，北大社相继出版了林毅夫教授20余部著作，见证了新结构经济学从萌芽、立论到理论建构的过程。王社长向与会嘉宾介绍了此次活动的主题图书《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出版的背景，这本书是由2016年8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一场同名主题的学术会议上的辩论整理而成，他表示，北京大学出版社非常幸运能够作为这次重大学术会议的见证者和传播者，把这些宝贵的思想沉淀成文字，通过传播以吸引更多的仁人志士，加入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上来，增进沟通、提高智识、寻求真相、逼近真理。最后，王社长表示，北京大学出版社将继续关注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努力为推动中国本土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和壮大，为中国经济学派的形成和繁荣尽一份力量。
之后，林毅夫教授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出发，对产业政策的讨论进行了剖析。他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是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是继第一代结构主义和第二代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而对产业政策的研究是与发展经济学几代思想的变化相伴随的。第一代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因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而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子学科，所以这个背景就决定了第一代结构主义是积极倡导产业政策的，但是结果是虽然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大产业，但是效率低下，经济停滞甚至危机不断。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取代了结构主义，认为结构主义所倡导的政府干预会扭曲市场，导致经济发展的失败，他们认为产业发展的方向应该在竞争当中来发现和选择，因此对产业政策持批判态度。林毅夫教授还提到，他在2008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在这个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内部讨论产业政策竟然是一个禁忌。林毅夫教授指出，“新结构经济学是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因此不可避免的要研究在一个发展过程当中，产业技术发展的特性是什么，哪些应该是靠市场来完成的，哪些是需要政府来因势利导的。”他认为，“重要的不是说因为产业政策可能会失败，或者说产业政策在过去绝大多数失败，就建议不要产业政策了。因为，实际上如果没有产业政策，我没有看到成功的国家，也没有看到这些发达国家在没有产业政策的支持下能够继续保持领先。”应该说，“有产业政策的时候失败很多，但是经济表现比在没有产业政策的时候还是好的。”林毅夫教授进一步指出，“怎样来增加我们对产业政策的认识，提高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候成功的概率，减少失败的概率”才是对我们的国家发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更大帮助的议题。
随后，《产业政策》一书的主创人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教授，北京大学经管学部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特聘教授平新乔，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教授，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卓越教授张中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戚聿东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明舟社长一同上台进行了图书揭幕仪式并合影。
之后进入主创发言环节，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内智库主任黄斌博士主持，八位主创嘉宾基于对产业政策深入的思考和认知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林毅夫教授认为“产业政策的争论点在于，政府怎么知道哪个产业是新的，可能会变成我们将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反对产业政策的人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去判断，因此就只能依靠市场，由企业家在摸索当中慢慢去形成。如果是放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下，反对产业政策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理论层面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这一点上正是新结构经济学想做出贡献的地方。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的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又是决定于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那么不同发展中的国家就会有不同的比较优势。那么怎么知道现在的比较优势甚至是将来要发展的新的比较优势呢？林毅夫教授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把一个国家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认为政府根据国家的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的产业结构以及不同的比较优势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特性，做出判断并推出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成功的概率会非常的高。最后，林毅夫教授还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阐述他所理解的产业政策，“如果你没有显微镜，大概很难看到细菌，这个我同意。但是你不能说自己用肉眼看不到细菌，就反对人家发明显微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新结构经济学是产业政策的显微镜，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判断什么产业正处于存在潜在比较优势的阶段，弄清楚政府怎么样来帮助企业家控制市场失灵，将比较优势快速变成竞争优势。”
紧接着，王勇教授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回应了大家对于有为政府的争议。他认为目前对有为政府的批评是“因为大家觉得乱为是有为的一个子级，所以在中国的情境下一旦有为很有可能就导致乱为，所以大部分反对产业政策、反对有为政府的口号主要是因为担心乱为。”进而他提出，有为政府其实内涵了改革的涵义，“有为”需要一个有正确改革意志的政府。他还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学术团队正在做的工作就是结合数据和案例，来判断现有产业属于新结构经济学所划分的五大产业中的哪一类，并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来深入探讨产业政策。
平新乔教授认为产业变化是由市场推动和决定的。他强调应该将结构的含义一般化，因为市场本身就是有结构的，要用结构解释市场的变迁和价格的变化，不只是结构用市场来解释，市场也要用结构来解释。他还提出政府的产业部门是必要的，因为产业政策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市场配置的手段，这跟市场规则是不矛盾的。
赵昌文教授谈了新时期产业政策可能的走向。他主要从影响产业政策的主要因素、中国目前产业政策出现的新情况以及未来产业政策转型的思路三个角度阐述了对产业政策的新思考，强调了未来产业政策的转型思路就是按照可接受性和管用性的原则，实现产业政策“总量要减少，有效性要提升”，同时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他还提出一个“大国产业政策交集的并集”的概念，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该从各国已经存在的产业政策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同时要具有少量的中国特色。
寇宗来教授从“企业家精神”的解释入手，提出“市场上是市场企业家，政府层面是政治企业家”，二者的共同点就是打破常规，不同点是目标函数和手段不同。产业政策的核心就是怎样构建一个互补、互助的政治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从而真正成为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
戚聿东教授从政府角色转变的角度，讨论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提出要从过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制度背景下的功能性的产业政策，转向如今包容增长、共享增长、公平增长背景下的具有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意义的竞争政策。
张中祥教授认为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源于未将产业政策与企业投资失败分离开来，同时他强调产业政策需要退出机制和相应的监管政策相配合。他还从能源政策的研究角度入手，阐述了在全世界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没有必要一味降低第二产业尤其是有效制造业的观点。
刘守英教授从他多年来实地调研的案例出发，提出对产业升级和产业演化的认识，他认为要从产品和经济的复杂度来看，而不是简单的讨论一、二、三产业的升级，要跳出简单的产业划分来讨论产业升级。对于政府和市场的争论，他认为在真实世界里是不存在的，我们找不到只有市场没有政府的情况。核心的问题是要研究政府与企业和市场的互动，也就是政府进入的时机和政府什么时候发挥作用的问题。
主创发言环节之后进入圆桌论坛环节，主办方邀请了各界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产业政策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圆桌论坛由王勇教授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教授提出，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要限定时间和背景。有些政策开始是有效的，但没有及时退出，就会形成产能过剩。他认为要继续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并强调产业政策的消减和完善还是要依靠政府。
国际供应链与运营管理学会副主席文健君先生从企业家的角度呼吁中国这样的赶超国家应积极出台好的产业政策，他提出目前在国内地区间产业转移过程中，因为多层次政府介入，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所带来的产业政策自相矛盾的问题。认为局部的最优不一定是整体的最优，并对学术界的研究提出了期望。
博海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兼投资总监孙明春先生着重探讨了产业政策退出的问题，提出一方面是政策的退出，另一方面是退出的政策。对于前者不仅要讨论成功政策的退出，也要讨论错误政策的退出；对于后者就是要考虑是否有必要用产业政策加速一个行业的退出，是由市场还是由产业政策来指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贺俊教授认为从理论层面来讲，谈产业政策必须要研究产业，产业政策应该是动态的。他讲到美国政府不是选产业，而是把大量资金投入通用技术，是选土壤，让花自己成长。而相比之下，中国的补贴其实是给企业的奖励，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补贴。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斌开教授从区域政策的角度着重分享了其对开发区建设的研究，他认为无论是区域政策还是产业政策，都有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核心问题是什么时候产业政策、区域政策能成功，条件是什么。他提出官员是理性的，应该更加考虑微观个体的决策过程。
麦格理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先生分享了他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认识，即新结构经济学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就是历史、禀赋和政策，他认为产业政策很大程度上起到的是配置资本的重要作用。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先生则是从中国移动支付的发展这一角度论述了有为政府就是要鼓励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玲博士以平台经济为例，探讨了在新经济的背景下，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她提出平台本身不仅是市场主体，还是市场基础设施，进而，她提到在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里，算法就是法律，就是制度，就是政策，而平台企业就有制定政策、制定法律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实际上是进一步的融合了。因此，面对新经济，如果用原有的产业政策，包括鼓励和监管的政策，实际上会把一个新型的产业治理成一个传统的产业，这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需要研究和反思，面对新的平台经济，政府如何与企业一起制定新型的产业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发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渊先生提出对产业政策的讨论应该考虑三个语境，一是将产业政策放在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上来审视，二是针对中国的产业政策要做进一步的反思和完善，三是在当下中美贸易冲突和WTO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考虑国际规则和国内产业政策的对接问题。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先生提到以往的产业政策比较有效的领域可能都是在一些制造业，或者可预见可预测的产业，但是在新经济领域，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都有完全不同的规律，如果还需要产业政策的支持，恐怕要有一些新的手段和方法。他还提出在新结构经济学目前提出的五大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制定产业政策的负面清单，以约束错误的行为。
巴克莱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女士强调产业政策涉及国家的发展，涉及宏观经济和微观层面，因此非常需要更多的跨界讨论。
中兴大城智库首席经济学家李晓鹏先生提出中国的产业政策有两个很重要的层面，一个是中央层面，一个是地方层面。与中央的产业政策不同，地方政府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空间形态的变迁，是产业政策的一个很大的抓手，因为市场失灵在很多情况下就出现在空间的协作上。通过分析义务小商品市场的演变，他认为义乌是一个很好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的典型，而且他认为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方面的变化速度是不逊于市场主体的。
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先生从投资角度提出，对很多投资人来讲结构的问题很重要，但是总量问题更重要。对结构或产业研究来说，微观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宏观层面共性的把握更重要。他提出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是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加入结构的因素，如果能够在主流研究范式之外建立一套不同的世界观，将有希望对现实世界有更大的指导作用。
这场《产业政策》的再讨论一直持续了4个半小时，在活动的最后，林毅夫教授再次感谢在场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他总结到：“今天的讨论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很有帮助，回去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整理，在我们下一步的发展过程当中，把大家非常有用的观点吸收进去，进一步完善新结构经济学。”（责任编辑：张洽棠）
报道来源：http://finance.chinadevelopment.com.cn/sd/2018/12/14252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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