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0-11-16
无论产业链供应链按照市场规律自发“外溢”，还是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被迫“外溢”，疫后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本地化、区域化、数字化，这些对中国产业链提出了新挑战，也为产业链转型升级、供应链向上游攀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遇.
文 | 张中祥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蔓延与防控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与安全至关重要。中美冲突、对关键技术的断供再一次提醒我们，在逆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国际竞争有时会脱离市场逻辑，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最大的供给方障碍、堵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日发表的《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指出，“要拉长长板，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持续增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因此，中国亟需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短板，加快实现“卡脖子”技术自主可控，确保产业安全和战略主动，提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和支撑力。
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制约国内循环畅通
产业链的短板关系着中国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影响着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中国仍然处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绝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是靠拼价格的方式参与全球竞争，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还是短板，供应链上游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比较突出，部分产业链供应链的可替代性较强，自主可控力较弱。
比如，中国需要进口包括芯片在内的电子元器件，才能生产出高性能、有竞争力的手机和电脑。中间品看似只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中间投入、只是一部分，也许价值占得并不高，但没有了它们，就会影响整个产品、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也就不会创造剩余的绝大部分价值。关键技术的重要性和影响那就更大了。这些供给上的瓶颈或“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是新发展格局形成中最大的供给方障碍、堵点。
形成核心领域的自主技术是畅通国内循环的关键
根据中国的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反复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一个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重大战略抉择。
“卡脖子”关键技术是新发展格局形成中最大的供给方障碍、堵点。中央提出坚持创新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旨在通过加快提升国内科技创新能力，尽快地让这些堵点畅通起来，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可控，不再受制于人，保障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这里有一个科学地确定哪些是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问题。是不是所有中国没有掌握的技术都要努力自己研发？是否举国体制在任何技术都能取得突破？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这里笔者提出四个视角供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一是“卡脖子”并非唯一标准，关键是看这个技术或产品重要性和影响，也就是这些技术是否事关产业安全底线和战略主动，是否能承受部分其他国家毫无下限的打压，是否面临某些国家完全断供的风险，从而严重影响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对这类“卡脖子”技术，国家应当实施更加精准、力度更大的支持。国家是否具有一些“杀手锏”技术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技术可有效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
在常态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国际合作仍然是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美国泛用国家安全损坏正常市场竞争，泛用美国技术含量作为武器短期会引起更多国家对美国技术有更多的忌惮，不利于国际技术合作，长期也会伤害到美国。任何国家把民生的技术政治化都不合时宜。任何有关民生技术、民生产品，任何国家都有责任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二是拉紧国际产业链对中国的依存关系也是降低关键核心技术断供可能性和影响的有效方式。比如，虽然中国高铁发展很快，但中国高铁还不具备全产业链优势，一些关键技术和关键部件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然而，高铁作为高端轨道交通装备产品的全球需求不高。日本、法国、德国并不需要中国的高铁技术，但需要中国的市场。只要中国拉紧高铁国际产业链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关系，就能大大降低对外依存度高的关键技术和关键部件断供的可能性和影响。
三是要认识到中国的举国体制优势并不是所有的科技领域都可以所向披靡、取得期望的效果。中国集中力量和资源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的确在经济领域和一些科技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无论是建国初期的“两弹一星”，还是近年来航空航天、卫星通信等领域的国之重器，都是通过国家强力引导下的举国体制实现突破的。举国体制也有助于有巨大公共外部性的节能环保技术取得突破，但在技术迭代快、合作高度市场化、对成本非常敏感、用户满意程度要求高、选择机会多的技术和产品上，举国体制可能具有一定局限性，预期效果存在非常的不确定性。因此，实事求是对这个局限性的认识和尊重，对选择哪些核心技术依靠举国体制优势、采取联合攻关、以期短期内取得突破至关重要。
四是其他国家面临跟中国一样、甚至更甚的担忧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中国体量这么大，军事力量这么强，而且还在不断发展。如果中国事事都做，什么技术都掌握，也会让其他国家感到受制于中国，引起担忧。因此，度的把握至关重要。
备份成本是备份系统发挥效力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以保障中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备份系统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其他国家不同程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企业不主动准备“备胎”，一是即使是技术含量不高的替代来源，比如转移部分产能以降低过度对某个地区的依赖造成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准备“备胎”对企业来说也是增加额外成本。二是如果“备胎”涉及费时费力、存在巨大不确定性风险的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对企业来讲从容易获得的渠道购买是最现实、最经济的。
在各国都遵循经济开放和自由贸易原则，在没有持续长久的自然灾害和重大公共事件影响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不是主要矛盾。但面临中美科技冲突已暴发并预料将长期存在，并与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冲击下，这些问题现在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企业的发展，甚至影响整个产业的生死存亡。
这次疫情充分暴露了全球化产业链或过度国际分工的脆弱和安全问题，所有国家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都有切身体会，相信各个国家会对产业链政策做出一定的调整，西方发达国家也一定会重新布局或弥补或完善各自或相邻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降低对中国依赖。而中国制造业、实体经济的发展关系到稳就业、稳投资、稳外资、稳外贸，而这些都与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关，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又事关双循环畅通、新发展格局的成败。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把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为“六保”任务之一。
其实，供应链过长也是这次国内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不同步、部分企业复工不达产、产业链整体运转效率低的原因。国内是通过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大型龙头企业率先复工复产，推动核心配套供应商复工复产，拉动上下游运转，打通产业链、供应链。
疫情后考虑在区域内建立更完整、安全的供应链，包括部分本来在中国生产的零部件之后有可能会撤回本国或者转移部分或全部到区域内其他国家以降低过度对中国依赖造成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这相当于疫情后应对安全风险全球供应链多出的“备份成本”。
这个备份成本会因行业、地域不同，差别可能会很大。越是占据供应链链条的高端地位，备份成本会越高。从华为打造的安卓“备份”操作系统看，备份成本不仅非常高，而且备份研发和达到与现有系统用户满意程度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因此，疫情后从全球供应链安全角度加剧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甚至次区域化增加的备份成本，也是一个影响哪些行业以多快的速度从中国迁移出去的重要因素。
补短板需打通三链、解决创新动力不足
无论是产业链、供应链按照市场规律的自发“外溢”，还是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被迫“外溢”，疫后会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本地化、区域化、数字化，这些都对中国产业链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把疫情危机和疫后挑战转化为产业链转型升级、供应链向上游攀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势能提供了机遇。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加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
产业链的短板关系着中国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影响着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但真正的核心技术不容易从外资企业获得，产业链的安全、稳定和竞争力还主要依赖中国本土企业的能力成长。补产业链供应链短板至少要在下面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国家要从制度和政策上引导和鼓励更多本土企业进入实体经济，扎实做好主业，做产业链的“耐心资本”。与亚洲经济崛起中的日本、韩国在经济规模上来以后出现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比，中国经济规模上来以后没有形成与之匹配的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全球财富500强中中国TOP10的企业几乎是国家资源垄断企业、金融企业可见一斑。
二是充分认识产业链是链条主导力。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需要汇聚全创新链和全产业链力量，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完善产业链生态体系，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产生协同效应。以“补链、强链、延链”为重点，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三是发挥现有产业集群和大企业在产业链和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对于产业链短板领域，行业龙头企业，包括拥有更为丰富创新资源的央企，应联合供应链重点企业形成产业创新联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对于中小企业、民企而言，积极主动融入行业龙头引领的产业创新联盟和科研联合攻关体系，加快壮大自主创新能力。无论创新联盟形成还是中小企业、民企的融入，政府和行业组织在中间可发挥协调作用。同时进一步培育大企业领军的产业集群，通过供应链条横向集聚来增加链条黏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四是从长远角度解决创新动力特别是基础研究动力不足是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国内作为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主力军的高校院所对解决迫在眉睫的“卡脖子”技术问题缺乏兴趣，动力不足。落实中央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的重大战略部署，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迫切需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探索能够差异化满足不同创新主体诉求的动态协同激励机制，从根本上破除评价体系中激励导向和国家需求之间的矛盾。
作者为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