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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祥教授在2020国际质造节发表主旨演讲,跨国公司“邻近采购”现象会日趋普遍

发布日期:2020-07-31

2020国际质造节是中国品质领域的顶级盛会,由数央网、数央公益联合国内众多媒体共同发起,邀请了200多家头部品牌聚首,共话品质发展,传递质造精神,共同探寻企业高品质成长路径。7月29日现场出席会议的嘉宾近1000人,线上下影响和互动人次超过200万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张中祥应邀在2020国际质造节开幕式上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稳定事关中国企业的质造和竞争力”为题发表大会主旨演讲并担任2020匠心质造奖--杰出产品奖颁奖嘉宾 

主旨演讲的主要观点。

1. 首先要从三产迷思中走出来。许多国家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一结构性转型过程中,都会伴随着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自己多年来一直强调,在中国经济减速伴随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和在中国现代服务业不可能得到很快发展的情况下,不能片面限制制造业,应认识到服务业比重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服务业比重并不是越高越好。对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对有有效需求的制造业,一定不能片面讲限制,但是我们希望制造业对环境影响更小一些。德国和中国经济之所以抵抗2008年金融危机能力还比较好,就是因为制造业。

2. 美国不仅是制造业大国,更是制造业强国,不要被所谓的美国不做制造业和美国产业空心化所误导。中国工程院“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研究,美国在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具有全面优势;德国、日本在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而中国优势更多体现在总体规模方面。美国制造业回流有一定成效,越南等国制造业在加速追赶。根据科尔尼《2020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2019年美国制造业进口比率自2011年以来首次下降,产自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进口数量下降了7.2%,几乎完全是因为中国进口数量下降所致,从中国的制造业进口减少17%,约900亿美元。

3. 疫情加剧全球产业链区域化本地化。对大的经济体来说,疫情会加剧本地化,但小的国家不可能都建立小而全的产业,都建立独立、完整的产业链,那样成本太高,但他们会比以前更多地考虑在区域内建立更完整、安全的供应链,加剧区域化,甚至次区域化,替代全球化。跨国公司会寻求接近本国市场、交货周期更短的制造基地,疫后这种跨国公司“邻近采购”现象会日趋普遍。其实,供应链过长也是这次国内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不同步、部分企业复工不达产、产业链整体运转效率低的原因。

4. 疫后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角度,过渡强调垂直合作分工会调整,供应链再配置布局通过供应链条横向集聚来增加链条粘性。

5. 疫情加剧全球供应链数字化,导致区域间劳动成本变化疫后可能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强烈冲击。此前,中国制造业迅速发展的优势之一是人力成本低,但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加速可以弥补发达国家人力成本高的劣势,从而降低总的生产成本。

 

6. 疫后应对安全风险供应链多出的“备份成本”会因行业、地域不同,差别可能会很大。越是占据供应链链条的高端地位,备份成本会越高。从华为打造的安卓“备份”操作系统看,备份成本不仅非常高,而且备份研发和达到与现有系统用户满意程度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因此,疫情后从全球供应链安全角度加剧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甚至次区域化增加的备份成本,也是影响哪些行业以多快的速度从中国迁移出去的一个重要因素。

7. 产业链的短板关系着中国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影响着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完善产业链生态体系,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对于产业链短板领域,行业龙头企业联合供应链重点企业形成产业创新联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

8. 真正的核心技术不容易从外资企业获得,本土企业的能力决定产业链的竞争力。注重引导和鼓励更多本土企业进入实体经济,扎扎实实做好主业,做产业链的“耐心资本”。与亚洲经济崛起中日、韩在经济规模上来以后出现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比,中国在经济规模上来以后中国企业本身并没有国际竞争力。全球财富500强中中国TOP10的企业几乎是国家资源垄断企业、金融企业可见一斑。

9. 国家应更多鼓励和支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 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 。对大多数传统实体经济下的企业来说,是如何借助于互联网降低成本,开发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让传统实体经济下的企业经营的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新冠肺炎疫情突显“+ 互联网”模式的重要性。非互联网企业和社区借助“+ 互联网”模式,组织有效生产、提供便民服务、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推动了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催生一批新业态和新模式。

10. 改善营商环境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制造业成本变迁报告》,如果以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为100,中国则为96。中美制造业成本微弱区别就是由于中国高企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而美国的低能源价格和低制度性成本弥补了美国的高工资成本。如果中国要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新布局中延缓制造业企业回流的进程,除了中国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外,各级政府必须把改善营商环境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作为大事来抓,做足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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