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0-06-05
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75期（点击进入专题）
本期嘉宾：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张中祥
近年来，产业链的安全和完整问题日益引发较大关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不断出台政策吸引产业链回流。中国产业链升级转型如何获得更多的空间和时间？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张中祥表示，发达国家将生产基地迁回国或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不完全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有供应链中断风险增加方面的考量。
他认为，疫情加剧了各国的不信任度和脱钩，大家会对产业链政策做出调整，但全面脱钩的成本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承受的。“对大的经济体来说，疫情会加剧供应链本地化，但小的国家不可能都建立小而全的产业和独立完整的产业链。”
张中祥表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用长达30多年时间逐步完成的。且中国拥有比较完整的供应链，充足的熟练工人和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同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对任何企业都极具吸引力。
“虽然我们常听到东南亚国家不可能取代中国，但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正在迎头赶上。”张中祥表示，可以预料，跨国公司会寻求接近本国市场、交货周期更短的制造基地，疫后 “邻近采购”现象会日趋普遍。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张中祥
搜狐财经：近日，随着疫情蔓延，全球化进程和供应链变迁近期争议颇多，对此，就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发展来说，您的观察和判断是什么？
张中祥：早在奥巴马任总统时，他就推出了“购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税收优惠政策等多项优惠措施，以提振美国制造业。特朗普上台后在全球范围内强化美国利益优先，吸引制造业投资向国内回流。
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彰显了制造业的重要性。疫情以来，美国不断宣称要制造业回流，特朗普曾公开表示，美国未来将独立于全球供应链之外，逐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这意味着全球化的倒退。
对于不少国家来说，制造业回流目前更多是在酝酿之中，还没有到to do list层面。比如，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为激励企业回流，提出允许企业将迁回美国所发生的所有成本在当年进行100%的费用化处理，减少纳税总额，降低企业回流成本。但对企业来说，这部分成本只占回迁成本的少部分。
可以说，制造业回流的说法已经被多年提及，但收效甚微。如果能回流美国的话，早就回流了。
日本首相安倍也曾表示，考虑让那些对一个国家依存度较高的产品、附加价值高的产品，生产基地回归日本或者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但日本的方案至少不完全从政治考虑，而是从对某个国家依赖性太强，造成供应链中断风险增加考虑的。比如，日本在湖北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和整车组装线，因武汉“封城”而关闭，使得日本国内相关汽车厂无法获得所需零部件而停产。
疫情加深了各国的不信任度，加剧了脱钩，但全面脱钩的成本不是各国都能承受的。对大的经济体来说，疫情会加剧本地化，但小的国家不可能都建立小而全的产业，不可能都建立独立、完整的产业链，那样成本太高，但他们会比以前更多地考虑在区域内建立更完整、安全的供应链，加剧区域化，甚至次区域化，替代全球化。
搜狐财经：疫情加剧发达国家企业回流，您觉得完全撤出或转移出中国可能吗？
张中祥：这次疫情充分暴露了全球化产业链或过度国际分工的脆弱和安全问题，所有国家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都有切身体会，各个国家可能会对产业链政策做出一定的调整。
西方发达国家会重新布局或弥补完善各自或相邻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但是完全撤出或转移出中国不可能。
首先，这是由资本逐利的本质决定的。哪里综合成本低，跨国公司就往哪里扩张，这是靠行政意志改变不了的。
第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用长达30多年时间逐步完成的，已形成比较完整的供应链，有充足的熟练工人，以及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
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设厂并不断发展壮大，赚取丰厚利润完全是企业自我选择所致。
同时，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已形成的其他国家难以取代的完整的供应链，决定了跨国企业即使有离开中国的“贼心”，也没有“贼胆”。中国本来就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收入还在不断提高，这个不断扩大的追求更高质量需求的巨大群体和市场对任何企业都极具吸引力。
因此，对在中国生产，面向中国销售的国外企业来说，中国又提供了完整的供应链，他们在中国自产自销，形成闭环供应体系，很难撤出中国市场。
搜狐财经：有人表示，近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去中国化”，您怎么看？
张中祥：根据最近的统计指标显示，制造业在向美国和墨西哥回流。
根据4月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科尔尼（Kearney）发布的《2020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报告显示，2019年美国制造业进口比率自2011年以来首次下降，产自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的进口数量下降了7.2%，几乎完全是因为中国进口数量下降所致，而几乎一半中国进口数量下降由越南进口填补了。
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外移需要时间、基础设施尚未建成、缺乏供应链上下游配套和熟练技术工人，市场规模小等等因素，国内经常听到东南亚国家不可能取代中国的传言，但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也在迎头赶上。
据科尔尼报告估计，中美贸易摩擦导致2019年中国对美国制造品出口下降了900亿美元，其中310亿美元分流到其他成本更低的亚洲国家、130亿美元分流到墨西哥。
根据Gardner Intelligence发布的《世界机床调查报告》，2019年全球机床消费减少了13.8%。前15大机床消费国中，2019年中国市场的机床消费量同比下降25.3%，缩水最严重，全球市场下滑额的48%都在中国。同期，美国和墨西哥在全球机床消费量中的份额明显增加，预示制造业开始向美国和墨西哥回流。
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彰显制造业的重要，更坚定了特朗普政府推行鼓励制造业企业回流，减少对中国制造业依赖的既定目标，这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中国在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新布局上决不可掉以轻心。
搜狐财经：在您看来，疫情暴露的全球化产业链的脆弱和安全问题对制造业外迁、产业链转移、供应链再配置有何影响？
张中祥：疫情前，中国本来就面临制造业产业升级受阻和产业链向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墨西哥等外移的压力。现在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经济供需收缩，无论是原材料、关键零部件进口，还是外部市场萎缩出口产品受阻，都对中国所处的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严重冲击。
可以预料，跨国公司会寻求接近本国市场、交货周期更短的制造基地，疫后这种跨国公司“邻近采购”现象会日趋普遍。其实，供应链过长也是这次国内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不同步、部分企业复工不达产、产业链整体运转效率低的原因。
国内是通过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大型龙头企业率先复工复产，推动核心配套供应商复工复产，拉动上下游运转，打通产业链、供应链。
但是，既有供应链条布局碎片化、松散导致运输距离长、时间长等问题在这次疫情中暴露无遗，造成复工复产不同步、产业链整体运转效率不高。因此，疫后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角度，通过供应链条横向集聚来增加链条粘性应是国内供应链再配置布局亟待深入思考的问题。
疫情加剧全球供应链数字化，预计数字化加速导致区域间劳动成本变化，在疫情后可能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强烈冲击。
此前，中国制造业迅速发展的优势之一是人力成本低，但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加速可以弥补发达国家人力成本高的劣势，从而降低总的生产成本，为高端制造业或一些生活必须的基础产业回流提供了基础，这事关国内产业链安全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疫情后考虑在区域内建立更完整、安全的供应链，包括把部分零部件生产本来在中国生产但之后有可能就会撤回本国或者转移部分或全部到区域内其他国家以降低过度对中国依赖造成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这相当于疫情后应对安全风险全球供应链多出的“备份成本”。
这个备份成本会因行业、地域不同，差别可能会很大。越是占据供应链链条的高端地位，备份成本会越高。
从华为打造的安卓“备份”操作系统看，备份成本不仅非常高，而且备份研发和达到与现有系统用户满意程度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因此，疫情后从全球供应链安全角度加剧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甚至次区域化增加的备份成本，也是一个影响哪些行业以多快的速度从中国迁移出去的重要因素。
搜狐财经：在逆全球化和发达国家产业链回流及贸易成本上升的过程中，中国如何把握新的产业趋势，保住世界工厂的位置？
张中祥：无论是产业链、供应链按照市场规律的自发“外溢”，还是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被迫“外溢”，疫后会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本地化、区域化、数字化，这些都对中国产业链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把疫情危机和疫后挑战转化为产业链转型升级、供应链向上游攀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势能提供了机遇。
国内要高度警惕与重视这些变化，首先要从三产迷思中走出来。这些年国内一讲到环境问题，就提到限制第二产业，发展服务业。许多国家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一结构性转型过程中，都会伴随着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我多年来一直强调，在中国经济减速伴随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以及在中国现代服务业不可能得到很快发展的情况下，不能片面限制制造业，应认识到服务业比重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服务业比重并不是越高越好。
对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对有有效需求的制造业，一定不能片面讲限制，但是我们希望制造业对环境影响更小一些。
德国和中国之所以抵抗2008年金融危机能力还比较好，就是因为制造业。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制造业成本变迁报告》，如果以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为100，中国则为96。中美制造业成本微弱区别就是由于中国高企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而美国的低能源价格和低制度性成本弥补了美国的高工资成本。
中国仍然处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绝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是靠拼价格的方式参与全球竞争，供应链上游核心技术、高科技产品、关键零部件还是短板，部分产业链供应链的可替代性较强，自主可控力较弱。
如果中国想要延缓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回流的进程，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受制于人，为产业升级赢取更多的时间，除了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外，各级政府必须把改善营商环境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做足做好。
这样以中国具有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批优秀的工程师，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巨大的市场，还是比任何其他替代国有比较优势留住和吸引跨国企业。
同时，要高度重视这次疫情对制造业外迁、产业链转移带来的影响。在继续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同时，可能比以往更需要发挥和利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经济循环，把国内国际循环统筹起来，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