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0-04-22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 张中祥
近日美日政府资助自己的企业撤离中国的报道刷爆微信群。据彭博社报道，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罗4月9日在福克斯商业新闻频道回答一位观众提问“如何减少美国制造业对中国依赖”时表示，“说到让企业回流的政策，我们可以有很多种方法，例如，可以将厂房、设备、知识产权结构、装修等回流支出在当年100%费用化处理。实际上等于我们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买单。”
之前，日本首相安倍在3月5日指出：在中国向日本出口的产品供给出现减少，整个产业链遭受影响的担忧中，我们必须考虑让那些对一个国家依存度较高的产品、附加价值高的产品，生产基地回归日本或者转移到东南亚国家。4月9日，日本经济产业省推出了总额高达108万亿（大约7万亿人民币）的抗疫振兴计划“紧急经济对策方案”，其中2200亿日元（约142亿人民币）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回日本本土，235亿日元（约15亿人民币）用于资助日本公司将生产转移到其他东南亚国家。
从日本的政策方案看，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从政治考虑，而是从对一个国家依赖性太强供应链中断风险(risk)增加考虑的。汽车行业作为日本制造业的支柱，不仅仅是在湖北的本田和日产汽车的零部件制造企业和整车组装线因为“封城”而关闭，而且引发了日本国内的汽车厂因为中国的疫情无法获得所需零部件而停产。
至于库德罗所说，也许就是总统想说、甚至想干的，但目前更多是他或者总统的想法，充其量也就只是在酝酿之中，还没有到to do list层面。政府通过允许企业将迁回美国所发生的所有成本在当年进行100%的费用化处理，减少纳税总额，降低企业回流成本，从而激励企业回流美国。但对企业来说，这部分成本只占回迁成本少部分。奥巴马任总统时就推出了“购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税收优惠政策等多项优惠措施，以提振美国制造业，收效甚微。如果能回流美国的话，也早就回流美国了。
完全撤出或转移出中国是不可能的。首先这是由资本逐利的本质决定的。哪里综合成本低就往哪里扩张，确保投资盈利，靠行政意志是改变不了的。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用长达30多年时间逐步完成的，已形成比较完整的供应链，有充足的熟练工人，有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跨国公司不断把生产线向海外转移，来中国投资设厂并不断发展壮大，赚取丰厚利润，这完全是企业自我选择所致，符合资本逐利逻辑。
同时，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已形成的其他国家难以取代的完整的供应链，决定了跨国企业即使有离开中国的“贼心”，也没有“贼胆”。中国本来就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收入还在不断提高，这个不断扩大的追求更高需求质量的巨大群体和市场对任何企业都极具吸引力。对生产的产品主要就是面向中国市场，也就是中国生产，中国销售的国外企业，中国又提供了完整的供应链，在中国自产自销，形成闭环供应体系，很难撤出中国市场。
那过虑企业回流，或者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是否有点杞人忧天？完全不是，事实上，中国在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新布局上决不可掉以轻心。
特朗普上台后，本来就已在全球范围内强化美国利益优先，吸引制造业投资向美国本土回流。根据4月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科尔尼（Kearney）发布的《2020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报告，2019年美国制造业进口比率自2011年以来首次下降，产自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的进口数量下降了7.2%，几乎完全是因为中国进口数量下降所致，而几乎一半中国进口数量下降由越南进口填补了。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更彰显制造业的重要，更坚定了特朗普政府推行鼓励制造业企业回流，减少对中国制造业依赖的目标，这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
在武汉疫情全面爆发之际，美国商务部长罗斯1月30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宣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或有助于工作岗位更快重返北美。在3月24日白宫新冠病毒疫情咨询会上，特朗普更是大篇幅谈论这个议题，指出："我们永远不应该依赖外国为我们自己的生存手段... 这场危机是凸显了强大的国界和繁荣的制造业的重要性 ...现在，两党必须团结起来，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繁荣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
疫情前，中国本来就面临制造业产业升级受阻和产业链向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墨西哥等外移的压力。现在疫情全球蔓延并加剧，全球经济供需收缩，无论原材料、关键零部件进口，还是外部市场萎缩出口产品受阻，都对中国所处的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严重冲击。这次疫情充分暴露了全球化产业链或过度国际分工的脆弱和安全问题，所有国家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都有切身体会，相信各个国家会对产业链政策做出一定的调整，西方发达国家也一定会重新布局或弥补或完善各自或相邻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降低对中国依赖。
无疑，疫情加深了各国的不信任度，加剧了脱钩，但全面脱钩的成本不是各国都能承受的。小的国家不可能都建立小而全的产业，不可能都建立独立、完整的产业链，那样成本太高，每个国家承担不起，但会比以前更多地考虑在区域内建立更完整、安全的供应链，加剧区域化，甚至次区域化，替代全球化。即使不迁回本国，相邻区域也形不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但也可能考虑迁出中国，不能把这些调整完全理解为是从政治考虑，也有对一个国家依赖性太强供应链中断风险增加的考虑。
但这个疫情前已开始、疫情后估计会力推的企业回流策略能否奏效，不仅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外部世界有关，更与中国自己有关。国内要高度警惕与重视这些变化，要从三产迷思中走出来。这些年国内一讲到环境问题，就提到限制第二产业，发展服务业。许多国家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一结构性转型过程中，都会伴随着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笔者多年来一直强调，在中国经济减速伴随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和在中国现代服务业不可能得到很快发展的情况下，不能片面限制制造业，应认识到服务业比重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服务业比重并不是越高越好。对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对有有效需求的制造业，一定不能片面讲限制，但是我们希望制造业对环境影响更小一些。德国和中国经济之所以抵抗2008年金融危机能力还比较好，就是因为制造业。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制造业成本变迁报告》，如果以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为100，中国则为96。中美制造业成本微弱区别就是由于中国高企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而美国的低能源价格和低制度性成本弥补了美国的高工资成本。
中国仍然处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高端技术、高科技产品、关键零部件还是中国的短板。如果中国要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新布局中延缓制造业企业回流的进程，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回流过快于国内产业升级步伐，为自己产业升级赢取更多的时间，除了中国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外，各级政府必须把改善营商环境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做足做好。这样以中国具有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批优秀的工程师，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巨大的市场，还是比任何其他替代国有优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