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2-12-29
国家发改委中宏网组织的聚焦“统筹协调 稳中求进——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与经济形势前瞻”主题，中宏论坛第三十一场在线研讨2022年12月28日召开。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应邀出席论坛并以“提振市场信心，恢复和扩大消费，推动高质量发展” 作了主题发言。下面是张中祥院长的发言全文。
提振市场信心，恢复和扩大消费，推动高质量发展
张中祥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
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非常感谢再次受邀参加国家发改委中宏网组织的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经济形势前瞻论坛。我今天发言将围绕提振市场信心，恢复和扩大消费，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重视传统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四个方面，谈点思考。
1．恢复市场主体信心是关键，政府要提高政策的稳定性和预期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支持以多种方式和渠道扩大内需，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以及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等等，这些都意味着工作和政策的重点将重新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发展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
中央会出台具体政策，来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货币政策要精准等等。但这些都是手段，发挥作用都要以市场主体的信心为前提的。
而现在，市场主体缺的就是信心。
疫情期间，全国各地自行其政，无文件行政，无权利执法，最后不仅国家元气大伤，重创经济发展和民生，而且对法制制度的践踏，对公民的权利和财产的伤害，都是改开以来从没有的。在经济政策上，对资本扩张、教培、房地产采取了非常极端的处理。文件和政策不断翻新，文字水平不断提高，“既要又要还要”说得天衣无缝，但政策变数大、缺乏定力，社会上流传的对民营企业“经济差就搂在怀里，经济好就推到柴里”“用的时候当胸罩，不用的时候当裤衩”就是对这种担心的反映。而且，也导致政策执行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企业家来说，怎么能确定这次不同呢？在犹豫不定中，怎么能保障执行不打折扣呢？
所以说，经济恢复与稳定，恢复信心最为重要。提振信心，不是看政府说了什么，而是看做了什么，这是提振信心的关键所在。
因此，要改变这种现象，首先要重视法制制度的建设，依法治国，保护企业家和公民的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要对这次疫情期间公然违法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财产的机构和个人，无论单位性质，无论级别高低，都要依法予以追究，这样才能恢复对国家法制制度信任。
二是政府要提高政策的稳定性和预期，杜绝出台对行业带有自杀效果、颠覆企业信心的大幅度摇摆的政策。政府要从疫情防控无所不能、包办一切中退出，其实政府也没有做好，之前对疫情是“一封了之”，现在又“一放了之”，完全没有有序调整，既没有做好宣传让百姓心里有个准备，更没有准备好必要的药品，造成百姓恐慌，混乱，无序，甚至不少本可避免的死亡。同时，政府要帮助恢复和建设严重破坏的市场，帮助市场主体恢复信心。
三是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市场主体在市场中逐渐恢复信心，发挥企业家和大众首创精神。这是中国改革成功取得成功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现在恢复与稳定经济、提振市场信心的重要因素。现在是市场主体缺乏信心，不要动不动就谈顶层设计，这个于事无补。而且，即使是顶层设计，也不是把改革路径设计权交给高层，牺牲基层、企业和大众的首创精神。这些年，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
2. 扩大国内需求，重中之重就是恢复和扩大消费
今年下半年以来，受到疫情冲击、外部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需求不足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外需高位回落、出口增速已转负，内需消费疲软（2022年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615亿元，同比下降5.9%）。
消费是三驾马车中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5.4%，可见消费的重要性。本次会议明确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而外部环境动荡不安，外需增长缓慢，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国内需求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这三年疫情，中低收入群体受疫情影响最大，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帮助他们克服疫情影响下的困难。明年中央财政赤字率应适当提高，建议从今年的2.8%提高到3%以上。短期可通过发放现金和消费券，帮助恢复消费。但国家发放现金和消费券，不能是毛毛雨，要有力度，否则起不到效果。建议全国可以按每人不低于1000元发放，这样规模1~2万亿。但是现金和消费券发放，只针对中低收入群体，这样中低收入群体可能每人会在2000元或2000元以上。建议发放越早越好，这样对拉动经济才能起到一定效果。同时，鼓励地方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出更符合本地的促消费政策。地方政府可考虑通过同平台企业的合作，借助平台积累的海量数据资源，帮助政府结合居民对不同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倾向、消费行为等设计鼓励消费机制，提高促消费政策的精准度和促消费的效果。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居民收入和消费才能稳定下来，市场需求才有保障，经济才能复苏。
但居民消费离不开消费能力的支撑，这是基础。因此，要让居民敢消费还是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及其消费能力。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上一定要更加有效，更加有所作为，减少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过多的谨慎性预防性储蓄，使收入更多的用于消费。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要借助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造城市群、都市圈，由此带动大量居民住宅、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拉动住房、汽车等商品消费，把潜在需求变成现实需求。
3.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
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经济安全。不同发展阶段采取相应的产业政策有助于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经济安全。这些问题必然涉及到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产业链的短板关系着中国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影响着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产业链的短板涉及到卡脖子问题，而这又事关内循环畅通的问题：“卡脖子”关键技术是新发展格局形成中最大的供给方障碍、堵点，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制约国内循环畅通。国家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投入资源集中全力，在努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在讨论发展和安全问题时，也要注意不要扩大化。是不是中国没有掌握的技术都需要靠自己研发，都需要自己掌握？是不是中国某项技术或某种材料或资源进口比例高，就是安全问题？
一是说到安全，不是说什么都要有，只要中国某项技术或某种材料或资源进口比例高，就在叫安全问题。这个就是把安全问题扩大化了，背负了不必要的负担，还有可能被国际玩家利用，导致只要是中国大量出口的，就是白菜价；而只要是中国大量进口的，就是天价。其实，其他国家面临跟中国一样、甚至更甚的担忧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中国体量这么大，军事力量这么强，而且还在不断发展。如果中国事事都做，什么技术都掌握，也会让其他国家感到受制于中国，引起担忧。而且，只要中国能做的，依靠规模优势和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就能把欧盟产品挤出市场，影响了已在高收入下享受生活与工作完美结合的一般百姓，增加了他们对中国的不友好感。因此，度的把握至关重要。
二是“卡脖子”技术并非唯一标准，不能够泛泛地讲“卡脖子”技术。关键是看这个技术或产品重要性和影响，也就是这些技术是否事关产业安全底线和战略主动，是否能承受部分其他国家毫无下限的打压，是否面临某些国家完全断供的风险，从而严重影响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如果是这类“卡脖子”技术，国家应当实施更加精准、力度更大的支持。
三是拉紧国际产业链对中国的依存关系也是降低关键核心技术断供可能性和影响的有效方式。比如，虽然中国高铁发展很快，但中国高铁还不具备全产业链优势，一些关键技术和关键部件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然而，高铁作为高端轨道交通装备产品的全球需求不高。日本、法国、德国并不需要中国的高铁技术，但需要中国的市场。只要中国拉紧高铁国际产业链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关系，就能大大降低对外依存度高的关键技术和关键部件断供的可能性和影响。
四是要认识到中国的举国体制优势并不是所有的科技领域都可以所向披靡、取得期望的效果。中国集中力量和资源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的确在经济领域和一些科技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无论是建国初期的“两弹一星”，还是近年来航空航天、卫星通信等领域的国之重器，都是通过国家强力引导下的举国体制实现突破的。举国体制也有助于有巨大公共外部性的节能环保技术取得突破，但在技术迭代快、合作高度市场化、对成本非常敏感、用户满意程度要求高、选择机会多的技术和产品上，举国体制可能具有一定局限性，预期效果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实事求是对这个局限性的认识和尊重对选择哪些核心技术依靠举国体制优势、采取联合攻关、以期短期内取得突破至关重要。
4. 重视传统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全国从上到下都很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没错，这个关系到中国的未来。但是同时我要强调，国家，尤其在一些人口和劳动人口大省，要像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样，重视传统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要不断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一是要充分认识到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解决就业方面的贡献，在维持国家稳定和促进区域发展方面的贡献。一些跨国企业的生产企业，看起来只是自动化生产线加工业，但对培育提高中国供应链上企业的标准和产品的质量，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水平和产品的质量有非常大的贡献，同时是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重要一环，这对维系与世界的联系也非常重要。不能简单就认为传统制造业，其实发挥了许多易被忽略的作用。
二是，中国要从三产迷思中走出来。早在疫情前，我就在国内外会议和文章里一直在讲这个问题，不是因为疫情来了，国家重视制造业了，才讲。许多国家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一结构性转型过程中，都会伴随着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我多年来无论在文章还是在国内外会议发言中一直强调，在中国经济减速伴随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和在中国现代服务业不可能得到很快发展的情况下，不能片面限制制造业，应认识到服务业比重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服务业比重并不是越高越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最佳比重与发展阶段等各种因素有关。对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对有有效需求的制造业，一定不能片面讲限制，但是我们希望制造业对环境影响更小一些。德国和中国经济之所以抵抗2008年金融危机能力还比较好，就是因为制造业。
三是考虑到中国的技术和发展水平，中国更需要其他的实体经济借着数字经济能够提高效率。我多年来一直强调国家应更多鼓励和支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 互联网”，也就是产业数字化，而不是“互联网+”，因为对大多数传统实体经济下的企业来说，是如何借助于互联网降低成本，开发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让传统实体经济下的企业经营的更有效率、更有活力。中国经济在新冠疫情巨大的挑战面前走出了新气象，就是因为非互联网企业和社区借助“+ 互联网”模式，组织有效生产、提供便民服务、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推动了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催生了一批新业态和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