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04-01
张中祥：砍掉重大项目，维持少量重点项目，不再为解决就业扩招博士生
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暨人文交流论坛于2023年3月30-31日在江苏省扬州市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外文局主办，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外文局中东欧与中南亚传播中心（人民画报社）、扬州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五个金砖国家200余名代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出席，分别围绕会议主题“共商金砖合作新蓝图，共建全球发展新格局”“深化金砖人文交流，筑牢高质量伙伴关系”展开研讨交流，为推动金砖国家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促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凝聚起广泛共识。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应邀以“经济发展、“四链”融合与创新”为题在培育全球发展动能，推动科技创新转型单元做了主题发言。
张中祥指出，中国发展面临就业和技术红利消失后中美科技差距拉大导致高质量发展受阻的双重挑战。全国从上到下都很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关系到中国的未来。但是同时要注意到，国家要像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样，重视传统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要充分认识到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解决就业方面的贡献，在维持国家稳定、促进区域发展和维系与世界联系方面的贡献。一些跨国企业的生产企业，看起来只是自动化生产线加工业，但对培育提高中国供应链上企业的标准和产品的质量，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水平和产品的质量有非常大的贡献，同时是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重要一环，这对维系与世界的联系也非常重要。不能简单就认为传统制造业，其实发挥了许多易被忽略的作用。但要不断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考虑到中国的技术和发展水平，中国更需要其他的实体经济借着数字经济能够提高效率。
在讨论产业由中国向国外转移的影响时，张中祥强调，要分清市场驱动的全球产业布局和并非市场自发的全球产业布局。
疫情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的一些企业和产业就向外转移；其他国家以降低过度对中国依赖造成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通过“中国+1”的模式也已在全球布局产业分散风险。疫情充分暴露了全球化产业链或过度国际分工的脆弱和安全问题，所有国家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都有切身体会，可能会对产业链政策做出一定的调整。疫情加剧全球产业链区域化本地化，跨国公司会寻求接近本国市场、交货周期更短的制造基地，疫后这种跨国公司“邻近采购”现象会日趋普遍。未来产业链布局不光考虑成本低、分工协作程度高，还得有安全方面的考虑。比如，生物、医药、健康的生产链不能过分依赖于国际市场。
张中祥指出，上述分散风险+疫情引发对供应链中断安全风险的考量，都属于市场驱动的全球产业布局，中国如何采取措施和政策妥善应对以降低对中国的影响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
然而，中美冲突，美欧寻求重组供应链, 张中祥强调，最具不确定性的是非市场自发的全球产业布局对中国的影响。张中祥指出，通过在岸生产、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激励企业回到美国近土，至少与美国共享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国家和地区，试图通过国内产业支持政策和经济外交政策改变由市场驱动的全球产业布局，跨国企业被迫产业（部分生产线）转移，这并非市场自发的结果。同时，又禁止关键技术、设备、元件和材料向中国出口，这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张中祥指出，美国国内产业支持政策和经济外交政策+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另外美国本来能源成本低，制度性成本低，不仅高科技高端制造回流，即使低端制造也可能不需要向外转移，因为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加速可以弥补发达国家人力成本高的劣势（此前，中国制造业迅速发展的优势之一是人力成本低），从而降低总的生产成本。
张中祥推测，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结合，机器人的功能会变得非常强大，可以灵活地做很多现在做不了的事，会替代大量的劳动力。很多工作和产业将来可能不需要向外转移。这样的话，整个社会和全球产业布局将会面临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人力成本优势丧失，技术鸿沟和智能鸿沟会加大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扩大，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也扩大。这是中国和金砖国家将面临的新挑战。
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制约国内循环畅通，“卡脖子”问题变得紧迫，原始基础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张中祥指出，国内强调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需要汇聚全创新链和全产业链力量，“四链”融合有助于解决一些不确定性相对弱、前景明确、应用广阔的东西，但原始创新、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东西不适合。
张中祥强调，从长远角度解决创新动力特别是基础研究动力不足是根本。建立中央科技委/重组科技部，凸显通过顶层设计、集聚资源，举全国之力解决面临的迫切问题。但也要认识到中国的举国体制优势并不是所有的科技领域都可以所向披靡、取得期望的效果。中国集中力量和资源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的确在经济领域和一些科技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无论是建国初期的“两弹一星”，还是近年来航空航天、卫星通信等领域的国之重器，都是通过国家强力引导下的举国体制实现突破的。举国体制也有助于有巨大公共外部性的节能环保技术取得突破，但张中祥指出，在技术迭代快、合作高度市场化、对成本非常敏感、用户满意程度要求高、选择机会多的技术和产品上，举国体制可能具有一定局限性，预期效果存在非常的不确定性。
张中祥强调，实事求是对这个局限性的认识和尊重，对选择哪些核心技术依靠举国体制优势、采取联合攻关、以期短期内取得突破至关重要。新型举国体制有助于解决一部分赶超型创新，还是解决不了原始创新缺乏、基础研究不足问题。
张中祥指出，中国要在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取得突破，需要科研体制和激励机制的改变。
不能再把投入作为KPI评价指标。把科研投入作为评估指标是中国大学与科研评估的特色。一些领导的指导思想，过于强调大兵团作战，搞弯道超车，结果最后都是搞了整装集成，像数学、社会科学都搞成几千万的项目。但科研体制和激励机制不改变，不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科研人员的创新和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科研人员很难专心做学术、做关键技术，更别提得到突破。张中祥指出，制度激励没搞对，投的钱就打水漂了，起不到真正的效果。
国家不仅仅是要大力投入科研资金，尤其是基础研究的资金，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利用这些科研资金。张中祥建议，国家大量增加自由探索的青年项目和面上项目，砍掉重大项目，维持少量重点项目，就是有效利用科研资金的途径。
张中祥认为，通过兴趣申报的青年和面上项目，是最有可能百花齐放、遍地开花的，更是最有可能出现原创成果的。同时，这些项目也是锻炼、培养、提高学者科研素质和学术水平的有效途径。那些学阀垄断资源破坏风气主要就是通过重大重点项目。这类项目耗费巨大，但对国家和创新的边际贡献/收益小。没有了重大重点项目，学阀们的舞台会大大地压缩，学术生态会明显改善。中国学术生态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与教育的持续发展，严重影响了中国与世界科技强国的竞争，已到了严重影响国家长期健康发展的地步，需要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面对国外对高精尖技术的不断的关卡，面临的卡脖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紧迫，国内教育界、科技界比以前更需要自由独立探索的空间，更需要开放竞争，这样才能够大胆设想，大胆创新，大胆试错。如果没有这样的空间，还一直唯唯诺诺，很难想象这种被动的局面会改变。张中祥建议，不要再为解决就业盲目扩招博士生了，不仅严重影响了博士生培养质量，也进一步强化恶化内卷程度，再加上不合理的考评机制，为生存计博士生和年轻学者很难安下心了做需要长年坐冷板凳才有可能出的真正的科研成果。从事基础研究，队伍不需要大，而是在精，精简地方上重复设立的研究基础共性重复问题的机构。在精简优化队伍的基础上，改变不适合基础研究人员的绩效考核体系，大幅提高基本工资，完善考评机制，让研究者“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专心致志攻坚克难。
最后，张中祥强调，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储备不足、缺乏动力，面临后面与美国科技差距变大会影响今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因素。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加开放，与发达国家在科技、教育、人才方面保持更加密切的交流与互动，及时获得并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科技创新的红利。颠覆性的技术已来，涌现的强度和速度都可能加快，防堵都不是可取的，不仅成本高，而且对发展影响巨大。中国和金砖国家都要深刻认识这些颠覆性技术对各自的教育体系、科研创新、工作、社会交往和治理带来的深刻影响，不要惧怕他们，而是适应和更好利用他们，在自由开放环境和正确激励政策下，造福中国和金砖国家、也普惠世界的原创成果、颠覆性的技术在中国和金砖国家将会不断涌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