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0-09-30
【中宏网讯】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是以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毕业的马寅初学长命名的一所高起点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单位。学院以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为目标，不仅鼓励更具一般性意义上的经济学原创理论研究，同时重视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理论创新。2020年9月28日马寅初经济学院和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庆祝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建校125周年暨马寅初经济学院第二届学术报告会在天津大学举行。
英国威尔士斯旺西大学博士、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出席会议并致辞。李家俊勉励大家以已故马寅初学长为榜样，经济学研究工作既要顶天，推进经济学理论创新；同时要扎根中国大地，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向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基于中国实践发展基础提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张中祥主持了全天的会议，来自马寅初经济学院的七位教师在报告会上分享了他们在产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博弈论和环境经济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博士、马寅初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夏诗芸以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反托拉斯和专利保护政策对一个经济体的总体创新的影响。在模型中，现有企业研发新技术从而提高其产品的质量。创新的另一个来源是初创企业。他们可以选择研发替代性创新 ，成功之后和现有企业竞争以替代他们成为新的垄断者，更严格的反托拉斯法提高他们进入市场的机会。夏诗芸指出，他们也可以选择研发互补性创新，成功之后将创新成果卖给现有企业，强有力的专利保护政策能提高他们在技术市场上的预期收益。但是反托拉斯和专利保护政策在提高初创企业研发激励的同时，对现有企业研发激励有反向效果，因此政策强度与总体创新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单调的。
夏诗芸强调，对公共政策对不同创新者研发激励的影响的边际分析表明，反托拉斯法力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一个倒U形关系，过于宽松或过分严格的反托拉斯法规都会减缓经济增长。但是在技术市场上阻止现有企业模仿初创企业的专利保护政策总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对初创企业研发行为的鼓励作用要大于对现有企业的研发行为的抑制作用。而且，当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初创企业进行互补性创新而不是替代性创新时资源调配更有效，经济增长更快。
清华大学博士、马寅初经济学院师资博士后胡文皓使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财富阶层转移矩阵及相应指数的计算和对比，分析了中国家庭的财富流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并初步讨论了中国家庭财富的分配格局。他的研究发现，中国家庭财富不仅在不平等水平上显著高于收入，在流动性水平上也弱于收入。不同类型家庭的财富流动性也有着较大的差异：从城乡角度来看，城镇家庭的财富流动性要弱于农村家庭；从不同财富阶层角度来看，后80%财富阶层的家庭之间流动比较顺畅，但要进入前20%的高财富阶层则相对困难，而前20%的高财富家庭的阶层位置相对比较稳定，并不容易跌出前20%的财富阶层。胡文皓指出，这一现象主要与不同财富阶层家庭财富平均增值速率的差异有关：在后90%财富阶层家庭中，财富增值速率随着财富阶层的升高而逐渐下降，因此低财富阶层家庭有着一定的上升通道，存在着所谓的“追赶效应”；而在前10%财富阶层家庭中，财富增值速率随着财富阶层的升高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存在着所谓的“马太效应”。两个效应的分界点上的家庭，其财富净值约为150万元。胡文皓研究还发现，由于房产在中国家庭财富中占有较高的比重，房产价格的上升以及房产的交易，对中国家庭财富的变化以及相应的阶层流动均起到了较大的影响。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马寅初经济学院助理教授杨戈屿基于观念演化的有限理性模型，研究了社交网络中的舆论操纵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社交网络中所有的参与人在形成自己的观念时都是有限理性的。社交网络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参与人，一类是普通参与人，他们会诚实地发表意见，另一类是有动机改变其他人观念的参与人，他们可能会为了改变他人的观念而撒谎。第二类参与人撒谎时是要付出一定成本的，成本的来源既可以是单纯的心理负担，也可以是被发现撒谎后受到的惩罚。杨戈屿研究发现，如果第二类参与人有不同的动机，那么最终所有人的观念会分化。而且，说谎成本越小、动机差距越大、社交网络越分裂，那么这种分化越严重。他还分析了这种情况下不同参与人的社会影响力，发现普通参与人没有任何影响力，而有动机的参与人的社会影响力可以分解为两个独立的因素：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他的模型可以对应许多现实中的例子。例如，很多微博账号和微信公众号都会受厂商雇佣写虚假影评或者其他的推广软文。杨戈屿指出，他的研究可以帮助理解自媒体对社交网络中舆论的影响，可对自媒体的管理监督提供参考。
复旦大学博士、马寅初经济学院师资博士后邵珠琼从生产者视角出发，将企业垂直一体化生产决策因素引入企业生产函数模型中，讨论了资源税改革对油气开采企业产出的影响。垂直一体化生产决策的引入，使得对政策作用效果的讨论变得复杂。邵珠琼指出，如果企业不采取垂直一体化战略决策，在面临资源税实际税率提高的不利冲击时，企业的产出取决于其生产函数的性质：如果企业为成本集约（粗放）型的，则企业通过提高（减少）产出来降低税负升高的损失。然而，如果企业采取垂直一体化决策，将部分产品生产后外销，资源税改革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不再仅取决于开采活动的成本特点，其再生产活动的特点、下游产品市场结构特点、自产-外销比例也会影响资源税改革的作用效果。进一步地，邵珠琼将原油和天然气资源税计征方式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7-2013年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垂直一体化生产策略削弱了资源税改革对企业产出的负面影响，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资源税改革后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原油开采量增加的特征事实。她研究表明，垂直一体化生产决策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够增强企业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降低外生政策冲击对其生产决策的影响。
美国圣母大学博士、马寅初经济学院助理教授李文博讨论了空气污染对中国国内迁徙的影响。具体而言，他结合了从2003至2016年城市层面的空气污染数据和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迁徙数据，利用一个固定效益模型来实证检验迁出地的空气污染对迁出的影响，然后利用一个条件logit模型来实证检验空气污染对个人区位选择的影响。李文博强调，两个模型均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来解决不可观测的经济活动因素会同时影响空气污染和迁徙这一内生性问题：采用由风从外地带来的空气污染作为当地空气污染的工具变量。他研究结果发现：第一，颗粒物浓度上升一个标准差，家里有人迁出的概率将上升9个百分点。第二，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家中没有孩子，迁出对空气污染的敏感性更高。第三，流动人口较少选择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根据条件logit模型预测，他发现每人现住地的空气污染增加一个标准差，则会让1500万中国人从现住地迁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马寅初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王一智研究了西方政体中权力分配如何约束腐败的问题。他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西方政治体制中的两大特点上：政治体系中的有效政党数量和选举制度的不平均性。王一智研究发现，权力分配更不平均的选举制度能够更有效地约束腐败。另一方面，增加选举中的政党数量对腐败的影响有两个相互制约的作用：竞争效应和分责效应。当前者强于后者时，增加有效政党数量可以降低腐败的程度。基于超过90个国家的选举以及腐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有效政党数量以及选举制度的不平均性对腐败有着显著的影响，而且作用方向也与理论结果一致。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马寅初经济学院副教授郑翰骏指出，经济学中对腐败的研究，通常关注的是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双边关系，致力于解决腐败产生的原因和减小腐败的后果。在以往的文献中缺少对受影响的第三方的分析。腐败的官僚机构扭曲了第三方的动机，从而在整个市场上产生了可能非常严重的福利损失。郑翰骏研究特别关注了具有外部性的市场，这样的市场需要政府的监管（例如发放许可证），从而可能成为腐败产生的温床。以往对腐败的一种观点是腐败可以是规避官僚主义行为的一种有效手段，但郑翰骏与合作者的研究表明，实际上，因果关系的方向可能是恰好相反的。腐败的官僚可能利用权力，通过增加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来向他人索贿。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申请人通过贿赂，绕过了繁文缛节获得了许可，而其他潜在的申请人则会选择违反法规。结果是市场中的供应商的平均资质水平比较低，而消费者则会因此减少对相关服务的需求。市场中双方的剩余都减少了。郑翰骏指出，与没有腐败的情况相比，可选择的官僚主义行为减少了社会中总的剩余，而且把收益从有关市场参与方转移到腐败官僚的口袋中。
（张中祥院长在意大利风情街塞纳河法国餐厅La Seine私人宴请学院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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